送交者: 岩上雪 于 2004-12-23, 22:09:05:
昨天看了一集李敖先生的《李敖有话说》节目，他提到了“李敖，龙应台，罗大佑，侯孝贤，殷海光”被认为是影响中国的知识分子，并出示了刊登新闻的报纸。我好奇上网查了一下，发现原来就是《南方人物周刊》评出的“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”，其中殷海光因为去世了，不在50人名单，而在致敬名单中。现在，这份“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”名单只剩下49人了，因为方舟子“坚
决辞掉这个不请自来的“公共知识分子”桂冠”（注：请参考方舟子《请辞“公共知识分子”桂冠》一文）。
为什么李敖先生对入选这个名单感到开心，至少并不反对，而方舟子却很反感并坚决辞掉这份“荣誉”？是李敖老糊涂了，还是方舟子小心眼儿？我认为都不是。方舟子反感是因为他感到和其中几人并列感到过于荣幸，而和另外几人并列感到恶心；而且这份名单并未经过公共调查与统计，而是评出的，评出的目的就像方舟子说得 “但是这个名单的推出，似乎另有目的，是为了炒作被谦虚地排到名单最后的、该刊所属报系的两位专栏作家薛涌和王怡”。而李敖先生对入选这个名单感到的是欣慰，是他多年在台湾、在祖国，被封锁、被丑化、被歪曲，终于等到正面的肯定而欣慰，更令他感到欣慰的是这是在他的祖国被肯定。但我不知道他老人家收到荣誉证书了没有。
我从李敖想到“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49人”，又联想到最近的“西安翻译学院上中国大学排行榜”事件。《南方人物周刊》评出、王怡入选“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49人”名单是一种自我宣传的手段，西安翻译学院花钱在《洛杉矶时报》登广告，使自己名列中国大学排行榜排名第10位，他们的院长丁祖诒名列“中国最受尊敬大学校长”第二位，仅次于北大校长，也是一种自我宣传手段。对于媒体、专栏作家、民办高校来说，自我宣传是必要的，也是无可厚非的，不过用这种越看越像“3T文学奖”的自我宣传手段，实在是不入流。至少人家“宝康”还给自己颁了一个一等奖，其他的大作家、著名诗人们只能拿二等三等奖，老子拿钱，老子当然排第一，理直气壮。“谦虚地排到49人名单最后的、该刊所属报系的两位专栏作家薛涌和王怡”，只敢排第10位的西安翻译学院，和同样羞答答名列“中国最受尊敬大学校长”第二位的丁祖诒，自己拿钱了还不敢排第一，还是气不壮。比“宝康”都不如，比起一流的宣传大师来更是不入流。
我们来看一流的宣传大师李敖先生是怎样自我宣传的。自1965年《文星》杂志被停刊，李敖被软禁、被监禁、被封锁，甚至连申请卖牛肉面执照都不被许可，报纸不敢提他的名字，连他的敌人写文章骂他都不愿提李敖的名字，只提“李某人”，一直被封锁了近14年。14年封锁的效果是什么？我们只要在国内的在校大学生中做一个调查：在校大学生对89学潮的了解有多少？我们就知道封锁的效果了。1979年，李敖复出文坛,在他的新书《独白下的传统》的扉页题词：
五十年来和五百年内，
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三名是
李敖，李敖，李敖，
嘴巴上骂我吹牛的人，
心里都为我供了牌位。
——李敖
李敖以震天动地的方式复出了！在被封锁了14年之后。这就是第一流的自我宣传。第一流的宣传大师不会用三流乃至不入流的自我宣传手段，羞答答的与人并列前三名，或者给自己排名第二。
看过第一流的，我发现那些十大、50大、49大的宣传手段实在是不入流。《南方人物周刊》的“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”应该是经过周密策划的，手段虽俗，但是效果还是有的；虽然没想到引来方舟子的强烈反感，弄得很尴尬。丁祖诒的自我宣传的策划是很失败的，教育部都不得不向媒体澄清。丁祖诒完全有更高明的宣传手段来宣传自己和西安翻译学院。丁祖诒应该在国内和国外媒体上打广告：“西安翻译学院是中国最好的民办高校”，“丁祖诒是中国最受尊敬大学校长”。 “西安翻译学院是中国最好的民办高校”，民办高校和公办高校相比，本来就处在不公平的地位，为什么要和他们比？西安翻译学院4万（5万？）的在校生就是中国最好的民办高校的证明，理直气壮。“丁祖诒是中国最受尊敬大学校长”就更理直气壮了，西安翻译学院是老子一手创办的，没花国家一分钱，每年为上万的青年提供受教育的机会，老子功德无量；北大、清华的校长给老子靠边站，你们不过是政府任命的，拿着纳税人18亿的钱都干出了什么成绩？老子的脸皮虽厚，心也挺黑，北大、清华的校长也不必老子强；老子比不上蔡元培，北大、清华的校长比得上吗？老子至少有4、5万的学生顶礼膜拜，北大、清华的校长恐怕都被自己的师生背后骂吧？丁祖诒学着点儿吧！
话粗了一点儿，抱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