送交者: 老开1988 于 2005-8-25, 05:02:15:
春光灿烂三兄弟
苏 阳
现今的文坛上，有一拨儿人闹腾得正欢，他们以“思想者”自居，并以此讨来一些名利，先是被称为“黑马”，后又当上“新青年”。这些人中，有三个代表人物，且都“混在北京”。一个叫余杰，一个叫摩罗，一个叫孔庆东，他们的最大特点，就是抡“板砖”，而且是以崇高、正义、尊严、道德等堂而皇之的名义，俨然是这个时代的导师。在这些人的眼里，除了他们自己和他们的老师，这个世界上就没什么好人了。所以在充当打手之余，他们还要抽出时间，来向老师献媚和互媚。他们内部之间彼此的吹捧，达到了令人瞠目的程度，几乎把世界上所有可用来吹捧抬举的词语，都翻出来，一股脑儿地搁在对方身上。我说你是鲁迅，你就说我是哈维尔，我说你是君子，你就说我是楷模，你说我是大侠，我就说你是壮士……简直到了无以复加、无所不用其极的程度。
你已经看不出这是一帮博士、硕士、教授、讲师在互相夸奖，在自娱和互娱，而是一个渐成气候的小团伙成员在跑马圈地，封官晋爵，以获得向他人炫耀和示威的资本。有人称这三个人是“文坛三跳蚤”，依我看，他们连跳蚤都不如。跳蚤还知道自己蹦多高呢，他们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了。
那个“醒着的”、“要前进的”余杰，在成为“黑马”之前，自编自印了四本文集。其中的第四本叫《思人》，余杰请孔庆东作序，由此，拉开了肉麻之谀的序幕。
孔庆东曾用写悼词的笔法阿谀过钱理群，大概是很过瘾，此番一上来，也把余杰弄了一个死去活来。“作为大学本科生的余杰，就要死去了。在死去之前，他匆忙地给自己堆了个坟头，名之日：《思人》。然后来找我，让我写几名谀墓之词。”孔庆东都写了什么“谀墓之词”呢?他先来了一番自我表扬，把自己比作一个“肩住闸门”的人，还贬损了一个不吃他那一套的大二女生，说“砸死丫的”，而后去找余杰。这人也真够心胸狭隘的，“美丽女生”不买他的账，他就要砸死人家。那时余杰尚未出名，大概还买他的账，所以他要“去找余杰”。余杰似乎跟他有共同之处，所以很是“两情相悦”。孔庆东很欣赏余杰的“勇决”，便以鼓励的口吻夸余杰，“刺得不准没关系，那是技术问题。关键在于那种白虹贯日的气概，实在是今日中国的吉光片羽”。这叫什么话?这不是鼓励余杰乱来么?逞匹夫之勇么?如此不着四六，根本不是什么今日中国的“吉光片羽”，而是今日中国的“一地鸡毛”。
我估计孔庆东并未认真读余杰的文章，只好顾左右而言他。说“余杰”这名字很好。在“我是流氓我怕谁”的时代，有一个声音说：“余杰——我是英雄!”这需要忍受几千万吨的嘲讽和审查!好像世人皆醉余杰独醒，好像社会、时代、群众都不能容忍英雄的存在。实际上，余杰出道以来一直在冒充英雄。“这些文章，是还在呼吸的中国的声音，带着血的蒸汽。是真北大的声音，是真青年的声音。”孔庆东也太能托大了，余杰的声音就是真北大、真青年的声音?就是中国的声音?余杰一下子成了中国的代言人，成了先哲、圣贤、伟人……捧人也不能没边儿啊!“你且走你的路，我混在看热闹的人群里，当人群里有人拈出了冷箭，我一刀，刺在他青翠的苦胆里。”先立一牌坊，写上“千秋节烈”之类，供人瞻仰，谁要是有微词，就灭了谁。这是一种混蛋逻辑!这哪像是一个正经知识分子说的话?孔庆东读了几本武侠小说，就以为自己是个大侠了，还动不动自称“醉侠”。他哪是什么大侠呢?他哪会使什么刀呢?他只会“让我一次肉麻个够”。
老师如此夸学生，学生自然不能心安理得地受用，必须找个场合，铆足了劲儿地夸夸老师。孔庆东弄出一本《空山疯语》，“命令”余杰写序，可谓正中下怀。余杰就一本正经地开始夸老师。“讲台上站起一个大汉，短短的平头，一身蓝色牛仔服，声如洪钟地讲起金庸武侠小说来。这是哪路英雄?我连忙向旁边的同学打听，同学告诉我，他是中文系博士，名叫孔庆东。”这不像是写序言，倒像是单田芳说评书。这一段要是让“聪明的剧务”搬上《曲苑杂坛》，一定会博得满堂彩。
孔庆东用一篇《送余杰序》，换来了这篇《“荒唐言”背后的“辛酸泪”》。余杰同样具有高超的献媚能力，什么“第一次遇到这样真正达到了‘我口说我心’的北大人”。什么“老孔的《47楼207》也横空出世”。什么“显示出老孔作为一名优秀的文学研究者的慧眼慧心，功力苦力”。什么“老孔的学术文章，有材料、有文采、有观点、有思想、有感情、甚至连高中生都能够读懂……”说些奉承之语倒也罢了，余杰偏要来个“满纸荒唐言，一把辛酸泪”的噱头，实在滑稽得很。我还真在这篇序言中读出了荒唐言，“我读老孔的文章，就像读捷克作家伊凡．克里玛的小说一样，笑是暂时的，而伤感则是漫长的”。与古今中外的名人套磁，是这伙人的惯用手法，而且信手拈来，从来都脸不变色心不跳。余杰接着引用了伊凡·克里玛《一个伤感的故事》里的一段话之后说，“我觉得，这段话可以作为理解老孔文章的钥匙。否则，仅仅抱着好玩的态度来读老孔的文章，你只可能捡了芝麻丢了西瓜”。那本叫《空山疯语》的东西里哪有什么西瓜呢?就连芝麻都没有，这种比较简直是亵渎了芝麻。读孔庆东弄的“校园文学”以及研究金庸的“学术文章”，居然需要伊凡·克里玛的小说来当钥匙，这事可真够荒唐的，而且荒唐透顶。
荒唐还不够，还要满腹委屈，还要鼻涕一把泪一把。何以如此?原来是孔庆东遭到了“误读”。人家本来不幽默，大伙儿偏说人家幽默，这不是成心么?难怪孔老师“流泪”，让余杰也跟着鼻子发酸。“对于老孔的被误读，我跟他一样痛心。为什么被理解是如此艰难?”算了吧，余杰，撒娇也没这么撒的，嗲声嗲气的，恶心不恶心? 孔庆东捡着便宜卖着乖，得个“幽默大师”的桂冠欺世盗名，没事偷着乐去吧。
那个叫摩罗的人，在两篇文章中夸过余杰，愣把一只乌鸡夸成彩凤凰，其捧人的功夫，比孔庆东还高出一截。在那篇《什么是写作》里，摩罗写道，“所谓写作，乃是对自我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的重新审视与确认，是对天上与地上的世界秩序的重新规划与建立。我不但这样理解自己的写作，也这样理解一切受我尊敬的作家的写作。当初读卢梭、读拜伦、读鲁迅、读卡夫卡、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这样理解的，最近读余杰的随笔也是这样理解的”。在文章的后半部分，摩罗又写道，余杰将这本书题款亲手交给我的那一天，我们共同“缅怀”了康有为、梁启超、谭嗣同，“缅怀”了陈独秀、鲁迅、蔡元培。然后，摩罗笔锋一转，“一百年后，在本世纪的末尾，在1998年的此刻，我们只能拥有余杰式的极轻微的嗫嚅与呢喃”。关于写作，摩罗几乎变相列出了两个伟大作家的排行榜，“中外比较榜”上榜的是：卢梭、拜伦、鲁迅、卡夫卡、陀思妥耶夫斯基、摩罗、余杰；“中国榜”上榜的是：康有为、梁启超、谭嗣同、陈独秀、鲁迅、蔡元培、余杰、摩罗。读到此，我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，那些大言不惭的文字真让人瞠目结舌。可不相信也不得不信，白纸黑字在那儿搁着呢，摩罗就是这么说的。把自己和同伙的名字与中外伟大作家伟大人物并列在一起，以抬高自己的身价，以前还真未见识过。读了这么些年书，没见过这样不知天高地厚的人。人一旦狂妄起来，脸皮要多厚就有多厚。有了两个“排行榜”，其他的诸如“余杰的写作，就是这种理想的写作”，“余杰就是这样一个说出常识的觉醒者”，“余杰作为这样的写作者，是一位真正的写作者”之类的车轱辘话，就是小巫见大巫了。
在《思想随笔新三家》里，摩罗说第一次读到余杰的文字，其惊喜程度，与读到索尔仁尼琴的随笔时的惊喜很相近。“索尔仁尼琴让我看到了20世纪文体的另一种可能。”“余杰则让我在中国文坛第一次看到青年文体。”其手法与上述伎俩如出一辙，都是拿伟人说事。摩罗把这个时代说得一塌糊涂，把青年人说得一无是处，而“在这样的背景下，余杰及其文字的出现，就尤显难能可贵”。“一个20岁出头的年轻人，怀揣这两部这样有分量的文学步入文坛，这既值得钦敬，也值得我们寄予厚望。”什么叫“这两部这样有分量的文学”?怀揣“两部文学”的余杰，读了摩罗露骨的谀词，感觉一定是“味道好极了”。
摩罗拿着“这两篇这样有分量的谀词”，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请余杰写序了。余杰也一定不会辜负了摩罗的期望，会用天下最美的词汇为他唱赞歌。
余杰还真是“直率”，一上来就说：“我认为，摩罗的文章是20世纪末中国最惊心动魄的文字之一。”摩罗刚说你创造了“青年文体”，你马上就来个“惊心动魄”，真有点急不可耐。就当面鼓，对面锣，你方唱罢我登场，你捧我，我抬你，像说相声一样。余杰在批判了王蒙、刘心武、谈歌、刘醒龙，贬损了路遥、陈忠实之后，说：“摩罗继承了鲁迅先生观照乡村的视角，而又有所超越。”怪不得上述作家都不在话下，敢情连鲁迅都给超越了。“就摩罗自己而言，具备了成为巨人的天赋，却无法成为真正的巨人……”写了几篇“思想随笔”，就有巨人的天赋，之所以没成为巨人，是因为文化氛围是溃败的，文明乳汁是有毒的，而且还有一种无物之阵的压迫。余杰的这篇高论，确实能让我们“欢乐总动员”。“摩罗的出现，是中国文学批评界的幸运，更是中国思想界的幸运。”有这么严重么?他哪里是什么批评界思想界的幸运，不过是余杰及其同伙的幸运，不过是书商的幸运罢了。
“无论对伟大的心灵还是对卑微的心灵，摩罗凝视他们的眼光都充满了大悲悯、大悲哀、大悲痛。有大悲悯、大悲哀、大悲痛的文章才是真正的文章。”就差说摩罗是圣人、是救世主了。摩罗何时对别人有过“大悲悯”呢?他只对他自己“大悲悯”，除了他自己，他几乎诅咒世间的一切。余杰又是“最”又是“大”，毫无节制地吹捧摩罗，实在是无所顾忌、信口雌黄。“这样一位优秀的思想者，却还得为糊口而挣扎，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悲哀。”这真是闻所未闻的奇谈怪论，在学校里优哉游哉地当教师，居然叫“挣扎”，他自己不“糊口”，难道要别人给他“糊口”?是不是不论什么人一自称是“思想者”，国家就马上把他养起来?人民就赶紧把他供起来?那样就不悲哀了?在我看来，只有余杰之流的疯狂聒噪，才是最大的悲哀。
余杰、摩罗、孔庆东——气味相投的三兄弟，正得意忘形，上窜下跳，可谓春风得意，春光灿烂。但他们的表演并不成功，常常“春光乍泄”，这让我们看到他们道貌岸然的另一面——骨子里的，投机文人的市侩嘴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