陈天华早就觉察到那伙放纵卑劣的人不行。但他有点极端。蔡元培有点后知后觉，但比较务实，想以教育济世。

蔡元培执长京师大学堂前，据说两院一堂（参议院、众议院、京师大学堂）是八大胡同最好的顾客。

胡适的主要功绩是《文学改良刍议》，为新文化运动奠定语言上的基础。但胡适的实用主义哲学有问题，他和冯友兰的哲学都不行。

钱学森的火箭研究师从冯卡门，后来倡导的沙产业是吸取别人的研究成果，都比较成功。他的这些工作实际上是在别人已经形成的框架下作研究。

但钱学森根据数学计算在《展望十年》一文中提出稻麦的年亩产可达4万多斤，在大跃进时代按“农业八字宪法”之类的经验方法根本无法实现，造成严重误导。

后来袁隆平倡导的杂交稻研究跟钱学森的数学计算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所以，科学研究中太早引入数学不一定是好事情。

钱学森沉迷人体特异功能研究并没有成功，说明他不懂生命科学，他的科学哲学有问题。

陶行知推崇知行合一，这作为教育的一种流派，也无可厚非。但不能排斥其他流派。过分讲究知行合一，有实用主义的弊端。发展到极端，就是文革中开门办学和著名电影《决裂》里的教育模式。

科学，需要审慎，需要一定程度的知行分离。人的行为能力很有限，知识应该远远超出人的行为能力，才能对人的行为起指导作用。

哲学不仅仅是自然哲学，教育哲学涉及人文。不过黑格尔、尼采那种人文哲学已经很陈腐了。

还有数学哲学。哥德尔的研究指出数学上有众多逻辑不相容的体系。所以研究者采用哪个数学体系，是取决于数学哲学的。

经济学研究中大量采用数学，但无法用严格控制条件的科学实验来验证。所以，经济哲学很大程度上受数学哲学影响。

科学研究以严格控制条件的实验来验证，所以科学哲学不受数学哲学影响。但设计科学实验和解释实验结果都需要严谨的科学哲学。所以科学哲学不仅仅是自然哲学。

科学不同于数学的典型例子是纳什的数学理论。纳什的一些数学理论只是数学，因为条件上很敏感，在应用中很容易造成误导，不可以随便应用的。

如纳什嵌入定理（Nash Embedding Theorems）。智力科学研究上需要摆脱纳什嵌入定理的新数学理论和方法。